1939年的延安，毛主席在读完新四军政委项英发回的电报后股票证券投资，气得直接将电报拍在桌子上，
向身边人呵斥项英简直是在胡闹。
电报上没有多余的内容，只有一行简短的小字——“原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司令高敬亭已被处决，该决议是获重庆方面批准后执行”。
这短短的一句话，透露出的信息量却是无比巨大，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将领最后却被国民党给下令处决了。
这件事日后也成为了毛主席心中的一道坎，直到70年代中期主席还特别查阅了高敬亭同志的档案和卷宗，帮助这位功勋卓著的同志平反。
那么，1939年的新四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高敬亭为何会被自己人判处死刑？这份我党内部人事调动又如何被重庆的国民党势力插手？
国共合作后，特殊的时代背景
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要从国共合作后党内特殊的政治背景说起。
众所周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眼中的“长征”。
可大部队虽然要走，但仍留下了一部分军队在南方打游击，试图保存住地方革命的火种。而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就是红四方面军留守在鄂豫皖地区的部队之一。
彼时国民党武装的封锁严密，对原苏区人民采取血腥的镇压与屠杀政策，大量的革命青年和基层干部被残害致死。
因此高敬亭所指挥的衰落的红二十八军面临的生存压力极大，每天都要指挥部队不停地转战，来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而在1935到1937这两年的过程中，高敬亭带领部队利用山区地形游击作战，竟然还真的在国民党的军事高压中幸存了下来，保全部队的同时还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因此等到了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顺利达成之后，南方五省的红军部队全部改编成了新四军，由同样留在南方敌后作战的项英担任政委，军长一职则让原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北伐先锋的名将叶挺担任军长。
高层考虑到南方的几个红军部队平时都是分布在地方作战很难形成合力，因此就将其改编成支队，名义上隶属新四军军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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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过程中高敬亭所在的第四支队竟公然对抗中央政策，死活不愿意交出核心部队的指挥与控制权，直接让新四军的改编陷入困境当中。
高敬亭抵触的原因，个人思想难以纠正
至于高敬亭这样做的原因，跟他本人的行事风格有很大关系。在这两年的转战过程中面临着过大的军事压力，让他的性格转向了独断专行。
毕竟每天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求生，战机稍纵即逝，很难进行正常的民主决策流程，渐渐地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言堂”。
再加上两年的艰苦转战，让高敬亭本人对国民党充满了敌意，也让他对国共之间的合作始终抱有警惕态度。以上这些心理因素累加起来就造成了高敬亭对中央政策的抵制。
配资行情可如果事情要只是因为个人原因的话，那到不了恶化的程度，关键在于党中央派遣干部到四支队工作时，高敬亭竟然公开打压迫害起了中央干部。
本来中央考虑到他的个人情绪，特地派遣了与其共事过的戴季英前去担任支队政委。
结果高敬亭直接把戴季英的政委改成了政治主任，顺带将那些与戴季英有旧交的人抓起来拷问。这直接把戴季英吓了一跳，他能感觉到自己这位老同事身上的怨气已经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他立刻将此事上报了新四军军部与延安中央，事情也就变得严重起来。
项英作为老革命一眼就看出来高敬亭身上有着极强的个人情绪，为此他在给中央发报时点明，“高敬亭目前仍在所辖地域招募兵员和土匪武装，是单独发展势力，对抗中央和军部决策的错误行为。”
在此期间身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还亲自去四支队驻地劝说高敬亭和一众干部维护中央决议向东开拔与军部会合。然而，即便是军长叶挺亲自出面安抚，高敬亭还是死死地按住手里的军队不肯挪动半分。
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四支队麾下竟然有团级指战员和军官带着亲信部队叛逃。这一事件的发生直接写死了高敬亭的命运，接下来的时间里新四军高层强行接管了四支队的权力，并将高敬亭抓捕羁押。
项英立刻召开批评高敬亭的大会，他列举高不遵命令、刚愎自用的各大罪状，同时向中央提出了“枪决”高敬亭的决议。
对高处理的分歧，项英程序上的错误
但这一决议送到毛主席案前时，主席却没有失去理智的判断，他认为高身上有错误不假，但那是长时间脱离集体后产生的个人主义，远没有到判死的程度。
再者高敬亭的能力也很优秀，孤身在山区领导部队作战两年，还能坚持下来发展势力，可见其革命的精神和意志都十分顽强，不像是出卖战友只想着利益的投机者。
为此毛主席在回复给项英的电报中批示，要求将高敬亭押送到延安接受教育。
然而，这份电报发出后却为时已晚。项英与叶挺不光向延安发出了申请，他们还请示了当时的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得到了蒋介石肯定的答复后，就派人将高敬亭押往刑场处决。
这件事情发生后，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了主席的心底，他气得将项英发回的电报拍在桌子上，怒声呵斥其简直就是胡闹。
这份怒火不只是针对高敬亭的冤死，更是针对这种完全无视组织程序、把我军内部的人事处置权拱手送给国民党的错误做法。
其实站在我们旁观者的视角来看，高敬亭的行为的确过分，但那是新四军的内部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该轮到国民党来插手过问，项英的处理太过匪夷所思。
而这件事情的余波并没有结束，到70年代高敬亭的女儿写信申诉父亲的冤情时股票证券投资，已经身体抱恙的毛主席强撑病体向有关部门下达了平反的要求，才让高敬亭身上背负的罪孽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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