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头号诈骗案：伪造周总理批示，骗走央行20万巨款

1960年3月18日傍晚，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约莫三十多岁，身着呢子大衣，手提公文包，神色庄重地将一封标注“急件”的信函交到传达室，并郑重叮嘱：此乃国务院急件，必须即刻呈送行长亲启。

信封是浅棕色的牛皮纸，上书“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字样，落款赫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值班秘书见是国务院来函且如此紧急，不敢怠慢，立即拆阅。信纸是带有红色横格的中缝有鱼尾纹的特制公文纸，内容更是事关重大——“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信的左侧，是一行用毛笔书写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落款正是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周恩来。批示下方还有几行注意事项：“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十元票；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恰在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副行长均在外地开会，只有计划局王副局长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王副局长阅信后，见是总理亲笔批示且事关重大民族政策，加之时间紧迫，立即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即把款送去”。同时，一个自称“总理办公室”的催办电话适时打入，彻底打消了工作人员心中仅存的一丝疑虑。

当天傍晚七时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的三位干部，将按“指示”要求配好的两麻袋旧票人民币（共计20万元）送到了民族饭店。在那里，一位自称“赵全一”的男子早已等候多时。他出示了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介绍信，并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张收条：“兹收到人民银行送来币二十万元整。” 送款干部核对无误后，将巨款交予对方，带着那张神秘的“介绍信”和收条返回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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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限期十日的死命令

时间来到3月24日，当外出开会的银行领导返回北京，听闻这笔巨款支出后，顿觉事有蹊跷。为稳妥起见，银行方面致电总理办公室，询问这笔款项应如何下账。然而，总理办公室的答复犹如晴天霹雳：“总理从未有过这样的批示！”

消息层层上报，最终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闻讯后极为震怒，这不仅是对国家金融秩序的严重挑衅，更是对领袖权威的公然亵渎。总理当即指示公安部：限期十天破案。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临危受命，亲自挂帅。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侦破战役就此打响。公安部电令全国公安机关，同时通过广播、报纸等媒体发动群众，一张搜寻“赵全一”的天罗地网迅速铺开。在北京市，更是做到了家喻户晓，群众举报线索如雪片般飞来。

追查：一张特殊信纸的玄机

然而，茫茫人海，仅凭“赵全一”这个化名和模糊的外貌描述，无异于大海捞针。案发后数日，尽管线索众多，但真凶依然隐匿。4月1日，公安部下达了最后的通牒：限期三天破案。

侦破工作的关键转折，出现在对物证的精细化分析上。在国务院秘书厅档案科科长吴空的协助下，专家对伪造信件进行了仔细甄别。总理的签名虽形似，但笔迹生硬，系刻意模仿而来。更重要的是，信件所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公文纸——15行红色横格，中缝带有独特的“鱼尾纹”。这种纸张并非市面流通的普通商品，很可能是某些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印制的专用信笺。

专案组立刻将侦查方向锁定在纸张来源上。经过对国务院各部委大量公文的排查比对，最终确认：这种带有“鱼尾纹”的红色横格纸，为**对外贸易部**所专用。这一重大发现，将排查范围从全北京、全中国瞬间收缩到了外贸部这一栋大楼内。

锁定：狡诈的科员王倬

目标范围缩小后，排查工作变得高效。外贸部出口局一名叫做王倬的科员，很快进入了警方视线。此人时年36岁，辽宁辽阳人，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其履历背景颇为复杂：1941年加入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9年曾参军入伍，1950年开小差逃回北京，后通过自荐进入外贸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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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疑点重重：

其一，外貌特征与银行和民族饭店目击者描述的“30多岁，中等身材，圆方脸、肤色稍黑”高度吻合。

其二，案发当日（3月18日）下午，王倬以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为由请假，但经警方秘密调查，该医院当日并无其母子就诊记录。

其三，案发后，当同事议论此案时，王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和回避态度。

其四，也是决定性的一环，经笔迹专家初步鉴定，王倬的笔迹与伪造信件及收条上的笔迹高度相似。

收网：一声令下，人赃并获

为防止打草惊蛇并毁灭证据，专案组对王倬位于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的住所实施了严密监控。侦查员很快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王倬家中的西屋，经常在凌晨时分冒出带有焦油味的黑烟，这在以烧煤球、冒白烟为主的居民区中显得极为扎眼。

专案组判断，王倬极有可能在焚烧赃款灭迹！事不宜迟，4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下达了抓捕命令。侦查员翻墙入院，将尚在睡梦中的王倬一举擒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地毯式搜查。

搜查结果触目惊心：在院子里挖出了大量被埋藏的现金，总数高达19万1千余元。在西屋的炉灰和垃圾中，搜查到了大量被烧毁的残币碎屑。经清点，被烧毁的现金约为八千余元。此外，还在其家中搜出了作案时穿的已剪碎的衣服碎片。

审讯与结局：一分未花，性命偿还

面对铁证如山，王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他供述，自己因在单位看到总理批示在各个部门通行无阻、执行力极强，便萌生了伪造批示骗取巨款的邪念。他利用在单位工作的便利，长期留心模仿周总理签名笔迹（据称其模仿的范本来自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并偷窃了作废的国务院旧信封进行涂改，刻制了假印章。

令人唏嘘的是，这20万巨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薪（约40元）的5000倍），王倬一分钱也没敢花。他原本指望借此过上奢靡生活，但案发后全社会铺天盖地的追查声势让他如坐针毡，这笔巨款成了烫手山芋。他既舍不得交出，又不敢使用，只能选择销毁罪证以求自保。于是，他每天凌晨起床，像做贼一样偷偷烧钱，却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他的母亲张可民因窝藏赃物，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余波与思考

这起惊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惊天诈骗案，至此画上了句号。从案发到侦破，前后仅用了十天时间，充分展现了当时公安机关在“依靠群众”路线下的强大动员能力与破案效率。

此案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第一诈骗案”，其深远影响远超案件本身。它一方面暴露了当时金融管理、公文流转环节中因过度迷信“上级批示”而存在的重大漏洞；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此案，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文检技术，推动了我国**文件检验学**的发展与成熟。此案中笔迹鉴定、纸张来源分析等关键手段，成为中国现代文检史上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