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德国的冬天太难熬了。
在俄气断供之后，德国想尽办法从全球购买化石能源，甚至直接从法国进口电能。
这让德国对俄气的依赖度，从极高水平降到了近乎为零。
但德国的普通人，却只能面对翻了好几倍的电价，默默摇头。
为了取暖，上山砍树成了很多德国家庭的保留节目。
别以为烧柴便宜。
一车山毛榉，私人木材厂报价200多欧，即便精打细算地烧，也只够撑两个月。这几乎相当于同期天然气开销，但劳动量和麻烦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家庭只能在夏秋季节，提前储备便宜木头。
而被寄予厚望的“取暖神器”热泵，虽然好用，但给老房子安装一套，成本动辄上万欧元。
德国要尽快实现能源转型。
一边开源节流，一边搞技术突破，尽快普及热泵和绿色能源。
而这又是一场新的革命。
作为欧洲的工业重镇，德国几乎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不好过的一个。
自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工业产值一直保持领先。
汽车、化工、机械制造和医药，这些核心产业提供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且工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德国大众汽车工厂
但这些高度依赖廉价能源的产业，恰恰也是德国能源战略中最脆弱的一环。
在满足工业需求，和符合环保愿景之间，德国必须不断权衡。
而这种艰难权衡，还牵动着整个欧洲的神经。
2011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欧盟2050年低碳经济新战略》，设定了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95%的宏伟目标。
同年6月30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通过弃核法案，全面放弃核电方案，并预计在2022年关闭国内所有核电厂。
低碳战略尚可从长计议，但弃核，就意味着德国将在未来失去最稳定、高效的电能来源，寻找替代能源迫在眉睫。
而在如何使用化石能源方面，欧洲的态度其实没有表现中那么坚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的11月，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血管“北溪1号”，正式投入使用了。
为德国提供大量天然气的能源企业尤尼珀（Uniper），约40%的天然气就通过北溪1号来到德国。
北溪管道
此时的欧洲，左手虽举起了全球低碳的宏伟目标，但右手还拿捏着低价便捷的能源管道，原本是可以在能源转型的路上悠然前行的。
配资炒股但俄乌冲突的爆发，让节奏全乱了。
俄乌冲突后，德国通过尤尼珀从其他卖家手中购得天然气。
为此，尤尼珀在2022年上半年亏损额超过120亿欧元。
最艰难时，一天就要花1亿欧元购买高价天然气。
为了保住这家能源巨头，防止国家能源产业崩溃，德国只能将其国有化。
在北溪管道危机、俄乌冲突后，德国其实是陷入了能源在清洁低碳、经济可行、供应安全方面的“不可能三角”。
危机最严峻时，德国的天然气库存，一度骤降至25%，仅够维持约两个月。
为解燃眉之急，德国迅速与挪威、荷兰、美国及卡塔尔等国签署新的天然气采购协议，阶段性重启煤电，向法国进口核电。
这与它的环保目标背道而驰。
元股证券:ygzq.hk而民众对此事的质疑，也为德国的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能源短缺，受伤最严重的自然是企业。
尤其是化工、钢铁、制药等能源密集型产业。
德国工商业联合会（DIHK）数据显示，2022年德国有约1/4企业因能源焦虑考虑外迁。
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7%。
而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22年德国的居民用电均价比2019年上涨了约4.5倍，并在2024年再次翻了近2倍，直到2025年才有小幅回落。
相比之下，德国工业用电，在2022年较2019年翻了5倍多。
看似小小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
典型例子是化工巨头巴斯夫。
在2022年后，巴斯夫关闭或计划关闭11家欧洲工厂，并计划将部分工厂转移到中国湛江等地。
这一行动被很多人解读为“放弃欧洲、转向中国”。
现实并没有那么夸张。
巴斯夫作为化工链主企业，工厂选址的战略决策，其实很难在短期内制定出来。
但哪怕缓慢移动，也释放出头部企业对能源成本敏感的明确信号，足以让德国乃至欧洲感受到森森的寒意。
德国必须保护企业，尤其是要让企业知道，危机只是暂时的。
能源独立的需求，让德国政府发起了全国性的节能运动。
上层呼吁民众，降低供暖温度、缩短淋浴时间、多穿毛衣。
德国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
甚至立法，要求公共建筑供暖温度不得超过19摄氏度，夜间关闭建筑物外墙照明。
这就像当年福岛核电站爆炸后，日本倡议全民省电，商场、地铁只开一半电灯，一些写字楼里，打工人摸黑办公。
类似的措施，在2022-2023年的冬季，帮德国节省了约10%的天然气，让德国人在没有俄气的情况下顺利过冬。
但实际上，居民们克扣自己的日常用电，并不能帮国家走出能源困境，反而让翻倍的电费账单显得更加扎眼。
节流不是办法，德国需要开源。
一是要普及热泵技术，解决供暖问题。
二是从更多渠道买能源，保证工业需求。
三是开发绿色、环保，且不会受到意识形态反噬的清洁能源。
这其中最难的，就是第三点。
折合成升价后，此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升分别上调0.87元左右、0.95元左右，相比不作调控每升少涨0.85元左右。
过去六十年，半导体产业在摩尔定律的指引下高歌猛进。每隔18至24个月，晶体管密度翻倍、性能倍增、成本减半——这条被奉为圭臬的黄金法则，支撑起了从个人电脑到智能手机的数次技术革命。然而，当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参数规模从十亿跃升至万亿，当训练一个前沿模型所需的算力每年增长十倍，传统的“单芯片先进制程”路径正在逼近物理与经济的双重极限。
身处欧洲中部，德国光照不足、河流落差较小，绿电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自家的风、光、水电都不够给力，德国人把宝押在了一个更终极的解决方案上：绿氢。
德国林根的绿氢工厂
2023年，德国通过的新版《国家氢能战略》，明确要在2030年实现国内电解制氢能力提升至不少于10吉瓦。
绿氢产业的核心技术是电解水，但目前全球还没有国家实现低成本的稳定量产。
单打独斗赢不了，那就找别人联手。
挪威，在蓝氢、碳捕捉与封存方面技术领先。
加拿大，水资源丰沛。
阿联酋等国，光伏条件优越的。
它们都可能是重要的氢来源国。
为此，德国提出，提前在2027/2028年建设或改造1800公里适合氢能运输的管道基建，助力氢能产业发展。
彼时，氢能源的跨国贸易，又将开启新一轮的大国博弈。
在俄气断供的日子里，德国政府受到了很多质疑。
一些声音认为，德国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等能源，是一种弃企业和民众于不顾的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多的矛盾和阻力下，德国的能源转型，为何还能推进得如此快？
我们先笼统说一下，德国面对的情况有多复杂。
作为身处欧洲腹地的工业大国，德国首先面临的是地缘博弈。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经济利益的纠葛。
能源结构的巨大变化，让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产生新的矛盾，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都需要德国政府去重新理顺。
当然最繁琐的，还是德国人的意识形态问题。
比如电价，就是矛盾的暴风眼之一。
2022年，欧洲电价飙升至每兆瓦时约700欧元。
而到了2024年，欧洲的电价仍未回到原本水平。
北欧电力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24年丹麦的平均电价维持在约400-600丹麦克朗/兆瓦时区间，虽是2022年峰值水平的一半左右，但仍是2019年平均电价的三到四倍。
转型带来高电价，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也会催生社会不满。
而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和多党制国家，面对这类事件，政党与政客们会忍不住出招。
相互掣肘的制度设计、尖锐对立的政党理念、高度敏感的民权意识、近乎信仰的环保观念。
党派之间具体是怎么打的，我们暂不详谈，只说相关的两件事：
一件，是为贯彻弃核政策，德国花费十几年时间，拆除贡德雷明根核电站。
另一件，是很多现代化燃煤电厂，都面临在2038年前退役，或转型生产绿电的命运。
比如伊本布伦发电厂，在2025年已被顺利拆除，原址将建设一座换流站，用于将北海的风能接入电网。
德国伊本布伦发电厂
简而言之，德国在嘈杂的声音中作出决定：坚决弃核，对煤电留有余地，冲向绿色能源。
国家发展就和人一样，只要不内耗，就能一往无前。
所以现在的德国，即便激进的转型政策推高电价，居民能源开支负担加重，能源密集型产业外迁，大部分的德国人仍支持能源转型。
聊到这里，德国能源转型迅猛的原因，已经呼之欲出了。
德国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以技术为核心的能源变革。
它不断调整制度，一次次试探民意，以求让更多人支持改革，并忍耐由此产生的“短痛”。
而作为一个在战争废墟中都能站起来的国家，德国清楚，增加补贴和配给，是产业建设的催化剂。
为此，德国直接在政府财政中，为能源改革留出预算。
比如在2023-2027年的“碳差价合约”中，德国政府就为重点企业预留了500亿欧元预算，以补贴它们在电价偏差标准值过多时的成本支出。
与此同时，德国在居民用电方面实施“电价刹车”政策，直接补贴过高电价。
而对于保暖性能较差的房屋，如需安装热泵，可得到30%-40%的价格补贴。
如果居民需要更换门窗，或对屋顶、外墙等处进行保温处理，可以直接领取政府的补贴赠款。
德国的冬天，真的很冷
所以，别看德国能源转型搞得如火如荼，背后其实是政府咬着牙，真金白银给百姓和企业兜着底。
把社会情绪稳住，让转型按部就班。
说到底，德国的能源革命就像一场大型社会实验：
既要有明确的理想，更要有极强的号召力；
喊得动人还不够，还要算清经济账，适时使用钞能力。
德国这次能源升级，可真是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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