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资料来源是通过访问何致平等人整理而成的。何致平（化名为江帆）原是一个基督教徒，抗战前即参加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杭州沦陷前，军统特务浙江保安处少校新闻采访员廖公劭叫他在杭州潜伏下来，做些工作（即特务情报工作），廖本人亦留在杭州。
据何致平说，廖公劭一直是两面挂牌的特务，一方面是戴笠的杭州潜伏组组长，同时又参加了汪伪特务组织，在汪伪的政治保卫局挂名。何在杭州干过以下这些伪职：汪伪浙江日报总编辑、汪伪中央宣传部及司法行政部参事（挂名）、杭州政治保卫局第二组组长（管情报）、汪伪特务机关“46号”秘书、浙赣皖闽四省指挥部卫生科科长（可能是宣传科，因他曾两次是讲卫生科，一次是讲宣传科）、大民会浙江分会宣传科长（大民会会长是王克敏，总会设在北京，以后移南京；汪伪中央社会部成立后，改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大民会即取消）、中鲁文化协会委员等伪职。
这篇资料所提供的情况，大多出自于何致平的口述。其次，还访问过王永其。王是南京人，毕业于汪伪中央宣传部所办的新闻工作训练班，分配在汪伪浙江日报肚充当外勤采访工作有六年之久。在整理这份资料时，还访问了其他有关的人。由于何致平年老，长期患病，卧床不起，记忆力亦衰退，无法作系统的叙述。他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在访问时，虽拟了一个提纲，他并未完全按照提纲讲述。有些材料，他前后所讲也不一致，是经过反复多次的询问才初步肯定下来的，因此，前后虽访问了十多次，所得的材料仍是不多，而且缺乏系统。兹先整理于下，以期今后各方面加以补充和订正。 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左右，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早在前一礼拜，国民党省市政府党政机关，即已开始撤退，当时市面并不乱，但有些冷冷清清。十二月中旬以后，在收音机中就可以听到南京方面日本人用华语的广播，说“皇军已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军纪森严，秋毫无犯”（实际上南京的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间，杭州市水电供应断了，街上一片沉寂，很少行人。听说钱江大桥，也在这天夜里炸毁了。杭州的人口，原有五十多万，日寇进占后，只剩下三十多万，有很多人都疏散开了。十二月二十四日，街上商店都已关门，只有少数小街上的酒店饭馆，有时还看到一两个顾客在喝酒吃饭。入夜，杭州已成为死城。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许，日寇的先头部队从武林门侵入市区，寇军进来时，前往武林门迎接的有：谢虎丞，王五楼，锺泰夏，陆佑之等约十余人（何致平也在内），寇军对这些迎接的人并没有理睬。这一天进入杭州的寇军约有一个师团，番号是“柳部队”，还杂着有些骑马的骑兵，他们面显疲劳，服装还算整齐，除了太阳旗外，还持了一些白旗，上书“武运长久”；“皇军万岁”等字样，据说是沿途汉奸赠送的。
寇军经武林门、钱塘门进入市区后，即分头向延龄路、中山路等大街寻找大的房屋住下，一部分继续向南星桥前进。南星桥当时还有未能撤退的少数国民党军队，和寇军打了起来，打了几个小时，房子烧了很多，寇军即继续向富阳前进，在富阳与国民党军队也有接触，曾有被寇军俘来的士兵送到杭州。寇军进城的第一天，除了南星桥一带烧杀外，市区还算平静。寇军司令部最初是设在南山路，城西山也有寇军。
到了第二天，情形就变了，很多寇军进入民房商店，抢东西，要吃要喝。第三天日本宪兵来了，第四天的早晨，即看到日本宪兵所贴的布告，劝老百姓安居乐业，与“大日本皇军协作”。宪兵队开始住在菩提寺路，以后移至众安桥东南日报馆原址。宪兵队来了以后，寇军抢掠仍在暗中行动，时间一般都是夜里，三两个人闯入居民住宅，见有吃有喝的，就先吃先喝，吃喝了以后，就乱翻东西，可以携带的小件东西，就顺手拿去，如果房子里还有妇女，不论是老妇幼女，往往即被其奸污，并不许被害者喊叫。
这些寇军一般都是不带枪支的，但均藏有刺刀一把，在奸淫抢掠时，如果被害者喊叫抵抗，就用刺刀刺上一两刀，即扬长而去。当时老百姓暗中流传着这两句话：“黄蜂刺一口，三天不能走”。所谓“黄蜂”即指“皇军”；刺一口，即指刺了一刀。当时家家户户，总是提早关门睡觉，夜间不敢开灯，更不许小孩啼哭，以免寇军借端闯进。
这些日本兵胡子很长，也有日本人冒充朝鲜人的。住在通衢要道的人家还比较好；住在偏僻小巷的人家，受害者最多。如果是与翻译或宪兵搭上关系，可以向宪兵队要来一张小字条儿，上书“私人住宅，不许可”字样，这字条贴在大门上，寇军即不侵入。教会教堂或教友住宅，也多有日宪兵队的字条，内容是“教会地方，不许可出入”。有了这张字条贴在门上，也可以避害。
寇军进城后，市面上仍是死沉沉的，除了小酒店、杂货店、旧货店、小荣摊以外，正式商店，均未开门；市区人口，除了在寇军侵入以前，即疏散了十多万人以外（疏散者除了公教人具及其眷属以外，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店资本家和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一般市民，大部分是暂时避往郊区亲戚朋友家中，并未作离开的打算。还有很多的妇孺老弱，无法远避者，一部分进入难民收容所。收容所以外的壮丁，一般是拉黄包车工人；也有流氓，赌徒，小开，挑饮食担子的及看守房子的人。
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是基督教会万克里（何致平是其中负责人之一），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出面。记得难民收容所设在：青年路青年会、湖山堂、思澄堂、皮市巷老思澄堂、塔儿巷小学、蕙兰学校、肃仪巷旧教堂、羊市街安息会、鼓楼教堂、望江门教堂、湖墅、拱宸桥、天水桥等天主堂内。难民收容所的门上是贴着日本宪兵队的字条：“教堂地方，不许出入”。但在夜间还是有寇军闯入，乱搞一通，有时被难民纠众推出去。难民收容所收容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没有经费，无法维持，即解散了。这些难民都分别回到自己的家里。
这时维持会已经出现了。市面也好了一些，有些小商店也在陆续开门营业。王五权、谢虎丞又派人到四郊去宣传，劝逃避在郊区的市民回到家里来。此时，水电的供应也恢复了。市上做买卖的所使用的货币却很乱，有国民党的法币，有银元，有日本的老头票，辅币有一钱（一角，镍制的）、五钱（银质的），老头票的票面，以一元的为多。一直到汪伪的储备银行的票子出来以后，币制才硬被统一起来。五个月以后，市面稍稍恢复，避往郊区三墩、留下的人，也都先后回来了。
在一年以后，市区人口，又恢复到五十万人左右。不过市容还是极其混乱，特别是环境卫生方面最差，街后、巷口、屋角，垃圾到处成堆，巷口墙边，大小便随处可见，阴沟亦多不通，浣纱河及垃圾堆的地方，常发现死尸（一般都是日寇啃岗或夜间巡选队打死的中国人，也有少数是奸杀或盗杀者）。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市区发生传染病，曾动员了很多医生才扑灭了。这种情况，在何瓒来当杭州伪市长时，才逐步有了改变，环境卫生才稍好起来。
那个时候，烟、赌、娼在市面上都是公开的。娼妓方面，日本妓院是集中在慈幼路、和原“旗下”等地方。慈幼路的日本妓院，是营妓性质，进出的多是日本的官兵，个别的中国人（地位高的汉奸、包探、翻译等）也有去的。去嫖的中国人，有时要吃寇军的耳光，一般人都不敢去。中国妓院是在南班巷、城站、板儿巷、官巷口这一带。日寇官兵进出中国妓院的很少，说是怕传上花柳病。公开赌场是从官巷口到“旗下”、大世界、市东商场（盐桥）到处都有，赌徒为数最多的是商店的老板们和伪组织大小机关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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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个舞场，是百乐跳舞场（即现在解放路百货公司）。烟膏店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即为日本人所包办。同善堂就是在日本人包庇之下，包办烟膏的。包办赌博及包办娼妓的，是警察局与密探。青帮头子王鸿生、倪荫轩，就是包办娼赌的。当时所谓“吃得开”的是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日寇宪兵队的包探，这些人百分之九十都是青洪帮的大小头目，奸淫、暗杀、敲诈勒索、包娼包赌，无恶不作，一般市民畏之如虎。当时有所谓“四大金刚”、“八大罗汉”、“七弟兄”、“小五义”，都是这些流氓头子。他们彼此之间，也常争风吃醋，互相砍杀。
他们对于日本人却是非常恭顺的，吃了耳光也不敢回嘴，为虎作伥，作恶最多。第二种人是翻译。当时地位较高的汉奸，都雇用一个翻译，这些翻译有的是从东北调来的，有的是就地僱用的，他们一般都是接近寇军的。如果是和这些翻译搭上了关系，在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方便，出了事，可以化险为夷。
翻译之中也有两种人，一种是落水后尚不肯过份作恶；一种是穷凶极恶，利用敌寇权势进行敲诈。国民党军统特务也有少数打入了翻译圈子，从事特务活动的。这类特务都是戴笠派来的。汪伪的军统组织，并未渗入。第三种人是与日寇、包探有勾结的单帮客贩，因为他们牟利多也吃得开，这种单帮客贩为数不多；此外须持有良民証者才可以进入市区。至于那些大小汉奸，却并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耀武扬威。日寇对中国人打耳光，踢皮靴的，都是一般地位较低的兵士。寇军对庵堂寺庙都加保护，寇军进庙，都要参拜，有很多日本和尚，到寺庙中去烧香拜佛。
灵隐寺因为常有游击队出没，日本和尚不敢去，有一次是带了很多日本兵乘汽车到灵隐才敢去参拜的。寺庙的修理，日本和尚也搞捐助。中国和尚碰见日本兵可以不低头不弯腰，如一般老百姓也这样，往往要吃耳光。起初，“维新政府”时期，杭州老百姓苦头吃得很多；汪精卫投敌以后，浙江省省长换了傅式说，表面好了一些。日本和尚也有两种，一种是出家和尚，这类和尚比较和善，另一种是日本浪人，这类和尚有很多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派充伪组织中的日本顾问，作威作福，汉奸见了他们也是很惧怕的。 二 杭州市的伪组织，在敌伪期间，经过了多次的改变，人事上的变更很多。最初是维持会，其次是治安委员会，最后才是正式的伪组织杭州市政府。日寇进入杭州后，最初是由王五权、谢虎丞以救火会的名义，维持了半个月左右，凡是寇军有所需索，都是由救火会来维持；不久维持会就出现了，名称是“杭州地方维持会”，招牌挂在中山中路中国银行，会长是谢虎丞，副会长是王五权。下面又分为民政、宣传、救济、财政四个科，救济科长由王五权兼，宣传科长是陈季英，财政科长陆佑之，民政科长钟泰夏。这些人都是原来商会银行界及救火会的人，如谢虎丞是典业银行行长并系商会会长，王五权是救火会长，陆佑之是中国银行秘书。
参加维持会的还有钟夏生、徐曙岑等，这是当时维持会的班底。王五权曾向何致平谈起过：“维持会的几个负责人本来也是想离开的，有一天金润泉特约谢虎丞、王五权到他家中去吃饭，秘密的告诉王、谢二人，说朱主席（朱家骅）的意思，叫他们几个人留下来，暂时维持一下。”当时王与谢尙未作肯定回答。以后黄绍竑到浙江来了，金润泉在离杭时又找王五权、谢虎丞谈过，说黄绍竑和宣铁吾也同意，由他们几个人留下来，并且说：以后还会派人到杭州来联系（据何致平说，这是他当浙江日报总编辑时，有一次在王五权家吃饭，王亲口向他讲起的 ）。
维持会存在期间，主要的活动，是供应寇军的征发，遣送难民，遣送伤兵（当国民党政府撤退时，还有一百三十多名伤兵住在广济医院，丢下了未及运走，日寇来了以后，对这些伤兵，曾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派兵看守监视，不准他们自由出入，维持会成立后，筹了一笔钱，将这些伤兵遣散了 ）；维持市面粮食的供应及小菜的供应。并设法招回逃避在郊区的老百姓和商店老板，恢复市面。维持会搞了三四个月，改为治安委员会，寇军找来拱宸桥纱厂厂长高懿丞，要他做会长，高以年老无能来推辞，结果是叫他的儿子高荫渭代理。高荫渭和日本人的勾结很密切，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原中央银行楼上（维持会与治安会的时间先后可能有问题，何致平说记不清 ）。
至一九三八年六月间，何瓒来了，就成立了杭州市政府，治安委员会也就结束了。何瓒字希甫，福建人，曾留学日本，在帝大学医，抗战前在外交部任参事，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时，何瓒未随政府西撤，却跑到浙江莫干山住下来了。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人派人将何瓒接到杭州来，当时与何瓒同来的，有乔莺、谢格、沈华等十余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何瓒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市政府约成立于六月中旬前后，何瓒任市长，秘书长是谢格。市府下面起先是设科，以后是改局。随何同来的，都当了秘书或科长（这时谢虎丞已调商会会长，王五权调合作社社长，以后又调商会）。
何瓒当市长不到一个月，有一天下午六、七点钟左右，他从市政府回到积善坊巷自己的“公馆”中，正在吃夜饭时，突有一个人身着便衣，从侧门潜入，至餐厅的窗户外面，投掷手榴弹一枚，何当卽重伤倒地，刺客遂逸去。何被炸后，广仁医院医师（日本医师）曾来进行急救，无效，当夜毙命。何被刺后，全市戒严三日，大肆搜索，当时并未破案。但因刺客藏在他的师父青帮头子李宝和的家中，李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出卖了他的徒弟，因此破案。刺客是哪方面派来的，因未宣布，所以外人均不知道。后来这个刺客送到上海去，是否杀掉，也不知道。
何瓒被暗杀后，由谢恪代理市长职务。日寇为了纪念何瓒，除在湖滨公园造了一座纪念塔外（这个纪念塔在日本人宣布投降时卽被老百姓捣毁了 ），还在安定中学原址，创办了一所中学，名为“希甫中学”，由市政府派何致平兼任校长，招收了学生一百零八人。开学不久，国民党浙西行署天目中学派人送给何致平一封信（何致平也是两面挂牌，这时是挂名在浙西行署情报室的秘书，化名徐松建 ）信中是通知何到天目山去一趟，何不敢去。以后天目山介绍了两个人来充当希甫中学“教员”，何接受了。这个中学办了近几个月，学生都走光，先后都私自跑到天目山去了。学生散光后，浙西行署派来的两个“教员”也就不吉而去。这两个人一名叶飞，一名胡来之，可能都是化名。学生走光，学校也就关门了。
便捷配资炒股何瓒死后，谢恪代理市长两个月，维新政府内政部派吴念中来接替杭州市长。吴是内政部的参事，是内政部长陈群七姨太太的朋友。吴念中的后任是陈恭澍（据王永其说是陈次甫，可能是一个人有两个名字。王永其还说吴念中之后，傅盛枏亦当过市长，但何致平则说市长中无傅盛枏其人 ）陈恭澍的后任是汤应煌，汤之后是谭书奎。谭书奎到任不到半年，一日坐三轮车路经湖滨西湖饭店附近，背后有人用手枪连发数弹，将其打死。究竟是谁打的，案子是否破获均不知道。
谭书奎打死后，吴念中又重来接替市长，至日本人投降为止。市政府的组织，起先是三局（工务局，公安局（后改称省会警察局），社会局）四科（卫生科，教育科，土地科，财务科）。公安局直属省警务处。以后局均改科，只有工务局警察局存在，工务局主要代办日本人的工程。对这些机构，日本顾问抓得最紧的是教育科。
省级伪组织情况是这样的：伪省政府正式成立，第一任伪省长为汪瑞闓（任期自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四○年十月），秘书长为冯国勋，下辖四厅一处：民政厅长孙棣三，财政厅长陈炳年（何致平说是严家干，王永其说是陈炳年），建设厅长王厦才，教育厅长江磐（这些人都是汪瑞闓留日的同学），警务处长陆荣钱，这一套伪组织的班子，是日本特务机关长亲自拉他们出来的。汪精卫组成伪政权后，对汪瑞闓并未立即更换，仅局部调整了厅处的人事，财政厅长换了张德钦，教育厅长换了徐季敦，民政厅长换了沈尔乔，警务处长换了石林森，建设厅仍旧是王厦才。此时将省长制改为委员制，汪瑞闓是主席，汤应煌是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办公厅主任，秘书长一职，即为办公厅主任一职所代替。办公厅下设有六个科，分掌各厅处的有关事项。
至一九四○年十月间，汪瑞闓病死，由民政厅长沈尔乔代理主席职务，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改由伪中央内政部长梅思平（一说梅那时是工商部长）兼代浙江省主席。梅到杭州来了两次，并未实际到职，仍然是由沈尔乔代理，沈与梅关系颇深，这时沈不但以民政厅长兼代省主席职务，还兼了汪伪国民党浙江党部的主任委员。以后由于梅思平兼理而不到职，南京有人以此攻击梅，汪精卫乃改派傅式说来接替浙江省主席。傅式说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接任后，各厅处人事除教育厅徐季敦未动外，其余都调动了。傅来不久，对伪省组织的体制，又由委员制恢复为省长制。取消办公厅，恢复秘书处，秘书长为刘朗山。
一九四四年九月傅式说调南京伪中央铁道部长，由项致庄接替。项致庄原是蒋军，是在苏北投靠汪伪的，带了陈同的三十六师和另一个师两师人来浙江，说是为了加强浙江防务，卽兼了伪省长。还拉来一个国民党前上海市教育局科长鲁广炎（锟点）任教育厅长。
一九四五年五月，项致庄调走了，由丁默邨接任。丁是汪伪组织浙江最后一个省长，一直到日本人投降，黄绍竑派人组织主席行辕进入杭州接收为止。丁默邨在接收人员到达杭州后，曾经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委派为“浙江军事专员”，一度挂过“军事专员”的牌子，旋卽离杭去上海，由伪秘书长王某及伪民政厅长张鵾声代办移交。这是浙江省伪组织的人事更替情况。
这些伪省主席或省长，作风上各有不同。汪瑞闓是佯装糊涂不理政事，不搞军事，日本人叫他成立军队，他不搞，但对日本人却是唯命是从，又善于应付，他每天除了到省政府打一转，在家看书下棋，汤应煌常说他“全无锐进之气”。他自己如此，他下面一些大小职员在办公室吃酒谈天，就也视为常事。当时有一付对联形容伪省政府的：“省府专员三古董，浙江视察两神仙”。因为省府内有三个专员（不是外放的督察专员，是坐在里面的挂名差事）年龄都在七十岁左右，三个人到一处卽之乎也者，摇头摆尾；两个视察一个是曹钧，会看相，一个是单尚荣，会算命，所以称之为“二神仙”，无所事事。一般大小伪职人员，对汪瑞闓都有好威。
傅式说的作风与汪正成对照。傅在就职典礼的讲话中，对当时伪组织中頽靡之风，卽大加指摘，说要“力挽頽风，锐意图治”。他一到任，县长就换了很多。不久卽成立六个保安大队办理“清乡”。傅式说对日本人的态度与汪瑞闓不同，汪对日本人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傅式说对日本人却有软有硬。他的一口日语颇为流利，能直接和上级日寇打交道，不用翻译，下级日寇对他有时也故示避让。有一次在省府纪念周上讲话说：“日本的坏人并不是不可教育的”。日本顾问是粗懂华语的，听了以后，就追问这话的意义，是不是说日本人都是坏人，傅式说置之不理，该顾问也就算了。汪瑞闓时，事事都要请示日本顾问，傅式说调换了很多县长，都不经过日本顾问。
汪任内，对财政税收是一筹不展，傅则通过“清乡”搜括了一笔钱和物资，财政收入也有增加。随着日寇侵华军事的失利，对汉奸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以前日本顾问在省政府常常骂人，拍桌子打板凳。在傅任内，日本顾问的态度似乎已和缓得多了。项致庄则是维持局面，无特殊表现，可能由于他手中有点兵力，日本人对他控制很严。丁默邨来时，日本人已经宽松得多了，本来日本顾问是经常到各厅处查根问底，丁来后，日本顾问就很少到厅处科室中去。丁本人好似也默默无闻，不过他比汪瑞闓要卖劲一些。总之，不管他们表面作风如何，实际都是日寇用作以华制华的傀儡和奴才。
日本特务机关，是控制伪组织的太上组织。省政府与市政府，都派有日本顾问监视，伪省政府的日本顾问是善利女子（和尚），是一个浪人。市政府的顾问是关林班长，是一个军人。（据王永其说省府的日本顾问是井板、善利是市府的顾问）日本特务机关，对教育特别重视，控制得也特别严，除派小山专管教育及教会外，中等学校以上的日女教师，都等于派驻学校的日本顾问，对校务要事干干预。
军队与警察方面的日本顾问，不是由特务机关指派，而是由日本宪兵队指派。财经部门，日本人却不管，不派顾问。伪官员中厅局长以上，都有一个日语翻译，这些翻译都是中国人，大汉奸的翻译大部分都是从中国的留日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其他一般翻译是就地招罗或者是由使用翻译的人推荐聘用的。这些翻译都要受日本特务机关所派的日本顾问的管束，要向日本顾问报告使用翻译者的一些言论行动，日本顾问要将这些情况向特务机关报告。所以这些翻译等于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监视人。
不过地位较高的伪官员，一般都通晓日语，因此并不将翻译随时带在身边，而是直接与日本人打交道。如傅式说就很少用翻译。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伪组织除了通过顾问翻译以外，还通过在伪官员的任用上来加以控制。特别是在维新政府时期，委任大小官员，都要通过特务机关，至少要经日本顾问的同意，不过地位较高的汉奸，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决定，再通知维新政府委派。
日本特务机关对伪组织人事上的任用有三个标准：第一是日本留学，经过他们“培养”的，主张“中日亲善”的，对于这类人，日本人在使用对待上也比较客气；第二是在中国以往政治舞台上的一些失意政客、官僚、军阀或者是退职、退休的女武人员；对于隐居林泉的所谓名师宿儒，日本人也很想拉拢（日本人曾经通知报社把地方上这类人的姓名股票证券资讯，开一个名单送到特务机关去）；第三是日本洋行的买办，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帮会头目，这类人不仅做日本警宪的爪牙，同时也是大汉奸的爪牙。日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措施，一般都是假手于大小汉奸，这是他们“以华制华”的毒辣手段。（何致平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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